先蹭蹭“豫章书院“的热度
20xx年10月26日，一篇《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引发了声讨“豫章书院”的舆论战(当然，也有现实行动……);事件却因为11月5日“家长请愿”，发生了局部逆转;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以《豫章书院学生：不能说父母不爱我，只是方式不对》为题发表文章，对事件进行反思，多家媒体加入转载队伍……从一边倒的声讨，到局部逆转，再到各方的反思与理性的回归，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基调没有变——体罚学生不合适。
马卡连科在其代表作《教育诗》中，叙述了高尔基教养院的一群流浪儿童，从不遵守纪律的乌合之众，逐渐转变为团结战斗的集体，成为苏维埃新人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马卡连科作为教养院的负责人，也曾动用过“禁闭室”等工具(当时遭受了苏联许多“教育专家”的诟病)——这算是一种体罚吗?但是从结果来看，似乎并不差。我们可以因此为体罚学生辩护吗?尤其是在面对“问题学生”的时候?
答案是可能是“不能”，因为有人看到贾政打贾宝玉的时候就会泪流满面，更别说打那么可爱的小孩儿了——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是万万打不得滴。这么说，我也可以理解，但却不能接受这样的逻辑——正是因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所以他们必须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新青年，而不是成为“问题学生”。而现实的问题是，他们很多已经是真正的“问题学生”了;我们暂且不论豫章学院的教学内容与形式，更不讨论它的办学利益链等问题，单就“戒尺”、“龙鞭”等惩戒措施而论，能反映出学院老师的变态与恶毒吗(网上晒出的被打后的照片，确实触目惊心)?能反映出家长对学生的“恨”吗?我想这样的结论也不失偏激。
从教几年的经历，使我以温和宽容而扬名于学校班主任队伍，但面对既不会讲道理也不愿讲道理的学生时，我的怒气也抑制不住地从心里往外喷，尽管我能克制住动手的情绪，却不能否认在某些瞬间有使用武力的冲动——这种冲动往往伴随着深深的无力感与挫败感。因为有些学生(当然还不能被定性为“问题学生”)的确会让人对整个人生、整个教育、整个世界产生无限的怀疑，并且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武力或许真是一种最后的挣扎了，也是一种最原始的冲动了;(我绝对没有暴力倾向!)但每次当我从那种愤怒的情境中脱身出来，再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反思时，又会发现，我的愤怒可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不过在哪个情境之中，我太投入了——因此，归根到底是因为我的全情投入没有得到应有的反馈，所以才感到愤怒。(但不应该得到应有的反馈吗?)做一个大胆地假设，如果我因为一时愤怒而动手打了学生的手心，学生能体会到我的良苦用心而发愤图强吗?我想产生这种可能的概率在50%以上，但我一直没有尝试过——尽管，我相信学生可以体会到一个全情投入的老师的“恨铁不成钢”，甚至是老师的爱与期待。
“豫章书院”的体罚，或许也有类似的愤怒与冲动，或许没有，因为他们的打法已经制度化了;制度化的东西，人的感性成分在理论上应该慢慢淡化，直至最后消失——什么级别的人可以记什么样的体罚工具，什么级别的人可以实施什么样的惩罚，在“豫章书院”是很清晰明了的。正是因为其已经制度化了，所以实施体罚的老师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也只是充当了某种工具而已，他们或许有瞬间的愤怒，但很快就会化为乌有，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不再独立情感的惩戒工具，如此他们的惩戒就变成了机械的体罚，甚至是完完全全地暴力施加者，不再有情感全情投入的前提。而整个惩戒过程也就变成了“问题学生”与一种冷冰冰的制度的对抗，学生有获胜的可能吗?任何个人与制度的对抗，几乎都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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