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红楼梦》中称谓的使用及其翻译
论文摘要 本文从社会、文化的视点出发，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一些称谓的使用与翻译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文章首先讨论了该小说中称谓的基本使用情况，并对“老爷”、|“太太”以及其他称谓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该小说充分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称谓，尤其是亲属称谓的使用状况。接着作者以Hawkes与杨宪益两种《红楼梦》英文译本为依据，对该小说中的一些较为典型的亲属称谓，包括“老爷”、“太太”、“老太太”以及“宝哥哥”等的翻译情况进行了比较与分析。
关键词 《红楼梦》 称谓 使用 翻译
（一） 引言
称谓，顾名思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称呼。《新华词典》（1981）的解释为：“人们 为了表示相互之间的某种 关系，或为了表示身份、地位、职业的区别而使用的一些称呼。”封建社会中的称谓能表明人与人之间的长幼、尊卑、亲疏与嫡庶关系，能使 人们的血缘关系、血缘系统鲜明化，清晰而不紊乱，是维护封建宗法制与等级制度的必要手段（李峻锷，1991）。《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这是一部描写了中国封建时代末期的社会风俗画似的小说。在这部描写封建社会贵族世家的鸿篇巨著中，大小人物达 数百个之多。人物之间的语言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称谓 丰富多彩，使用规则也极其繁杂。本文拟从社会文化的视点出发，对《红楼梦》（以下简称《红》）中少数称谓进行简要分析，并对比研究其中一些称谓的翻译情况。
（二）略谈《红》中称谓的使用
在封建社会宗法制度下，社会等级森严，家庭内部也难例外。家庭（尤其是贵族家庭）中的称谓的使用正上等级制度的具体反映。称谓使用的原则就是“得体”。所谓“得体”，笔者以为就是指称呼者应该严格遵守“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富国》）的原则。在封建社会，因使用称谓不当而获罪的事例并不鲜见。《红》中称谓的运用正是恪守上述原则进行的。社会关系中普遍采用亲属称谓，这些亲属称谓不再反映亲属关系，而是反映年龄、性别和社会等级（徐静茜，1993）。
笔者发现，在《红》中，家庭成员在大多数场合较少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亲属称谓。贾宝玉同探春谈话，双方均称其父亲贾政为“老爷”，而非“父亲”，而且贾母与王夫人也常用同样的称谓来称呼他。这样的称呼是由贾政在荣府的地位来决定的，贾政及王夫人等则称呼贾母为“老太太”，而非“母亲”。孙子辈也多用此称呼，有时也称她“老祖宗”，不用“奶奶”，或者“外奶奶“等。王夫人通常被称谓“太太”。由此可见，“老爷”、“老太太”、“太太”等称谓主要反映了被称呼对象的地位，血缘关系则处于从属地位。
我们发现《红》中的敬称即尊称使用很普遍，除了刚才谈到的家庭成员使用亲属称谓 作尊称的情况之外，其他社交场合也广泛使用尊称，这包括仆人对主人以及荣府、宁府以外的成员的两府中有身份的人运用尊称等情况。刘姥姥初进荣国府时，先后称周瑞家的和王熙凤为“你老”，极尽奉承讨好之能事，这是因为刘姥姥老于世故，并且 有求于人的缘故。这里的年龄因素为社会地位所取代。贾政家的清客们尊称贾政为“政老”、“老世翁”，称贾宝玉为“世兄”，这些称谓固然反映出了众清客的阿谀奉承，但同时他们因为地位关系不得不如此称呼。
荣国府中的仆人也分为三六九等。即使是有头有脸的，如周瑞家的、旺儿媳妇、林之孝家的，尽管年龄均大于宝玉，也要称他为“二爷”。反过来，宝玉等则称周瑞家的为“周姐”或“周嫂”。平儿在贾琏家也算是有些头面的，但只好称周瑞家的为“周大娘”。
此外。曹雪芹在《红》中给仆人的姓名的起法也从一个侧面衬托出了社会等级尊卑关系。荣国府、宁国府中许多人，尤其是女仆只有姓无名，如“××家的“（大多为上一辈夫人的陪房），“××媳妇”（下一代的陪房）等等。
总而言之，在等级社会中，决定使用何种称谓的主要因素就是尊卑等级。由于中国是封建宗法社会和纲常礼教强大的社会，称谓更是具体地反映了这种社会这人与人之间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红》中所使用的种种称谓正是这种等级关系的一个缩影。
（三）称谓的翻译比较
上面我们谈到称谓的运用要遵循“得体”的原则。“得体”与语境密切相关。这里所说的“语境”包括使用场合、使用双方的身份等因素。同样，翻译称谓时也要体现出“得体”这一原则，即要“忠实”于语境因素。具体来说，要“忠实”于对象、“忠实”于场合、“忠实”于社会文化背景。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交际，而且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而《红》中的称谓具有浓厚的汉语传统文化色彩。如何准确地将这些称谓翻译成为英语，文化因素是必须慎重考虑的。翻译时既要保留该称谓在原语中的文化内涵，又要符合译入语的传统习惯，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下面笔者将针对《红》中一些称谓的翻译具体谈谈上述问题。首先讨论一下“老爷”这个称谓的翻译情况。“老爷”这个称谓在《红》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请看：
1） 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道何尝不是大道理，……”（第一回）
2） 探春因道：“这几天老爷可曾叫你？”宝玉笑道：没有叫“（第二十七回）
3） 宝玉……说道：“快进去告诉太太：老爷要打我呢！……”（第三十三回）
4） 王夫人哭道：“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自重。……（同上）
在1）中，“老爷”指贾雨村，为新任应天府。杨宪益等译为“Your Honour”，可以说是铢两悉称，既符合原语所指，又合乎译入语之习惯，因此，汉语与英译十分对等，贴切妥当。在2）至3）中“老爷”都指的是贾政，因为使用者的差异，具体的语用含义略有不同。在2）中，探春同宝玉说到他们的父亲时，用了“老爷”而不是“父亲”来称呼。杨宪益等译文（以下简称为杨译）和霍克斯译文（以下简称为霍译）同为“Father”。种种译文似乎未能体现出探春与宝玉对贾政的敬畏之情。在3）中，宝玉觉得自己将要受到父亲的责骂。情急之中求一位耳聋的老嬷嬷去找人来救护他。因为对仆人说话，故翻译时应考虑说话人与听话人双方的身份。宝玉为“the master”，而霍译是“Sir Zheng”。两种译文都较准确恰当。杨译既符合原语习惯，又合译入语用法，堪称佳译。而霍译的英语味更浓，但考虑到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直呼长辈之名被视为大逆不道，故而笔者以为霍译略有缺憾，但并不影响译文效果。4）中的“老爷”出自王夫人之口。王夫人称其夫贾政为“老爷”，主要是因为当时有其他人在场，这样称呼以示尊重其地位，另外可能多少有些不满的成分吧。杨译与霍译分别为“sir zheng”，都很准确。
接着谈谈“太太”的使用及其翻译情况。
1） 袭人笑道：“太太别生气，我就说了》（第三十四回）
2） 宝玉笑道：“太太不知道这缘故。”（第二十八回）
3） （贾母）说着便令人去看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第三十二回）
4） 那婆子道：“ ……太太又赏了银子，又赏了衣服，怎么不了事的。”（同上）
由于称呼者不同，“太太”的语用含义也有差异。在1）中，王夫人询问有关宝玉被打的事由，袭人在对话中称呼王夫人为“太太”。杨译与霍译均为“Your Ladyship”，很恰当，极合王夫人的身份。在2）中，因为当时有宝钗，黛玉以及熙凤在场，故宝玉用“太太”称呼其母亲，很得体。杨译为“Madam”，而霍译是“Mother”。笔者以为，杨译较佳 ，符合当时的情境；霍译只考虑了王夫人用宝玉的母子关系，而未能够注意到“太太”一词在此语境中所蕴涵的尊重之意。在3）中，贾母因贾政毒打宝玉，一气之下便要回南京，因此，杨译“Your mistress”较为妥贴，符合贾母的身份，如果译作“Your wife”则逊色多了。在4）中，那位耳聋的老嬷嬷在同宝玉的对话中，称王夫人为“太太”。下人用的称谓与宝玉用的虽然在字面上相同，但口吻却大不一样，佣人们敬畏她，而宝玉则尊重她。杨译为“the mistress”，同前文中的“老爷”的译文相互对应；与霍译是“Her Ladyship”与前文中的“Sir Zheng”相呼应，两种译文俱佳。
紧接着我们讨论一下有关贾母的一些称谓及其翻译情况。
1）宝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话等我回来说罢。”（第二十三回）
2）林黛玉道：“也不过这么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同上）
3）王夫人哭道：“……况且暑天炎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第三十三回）
4）正没开交处，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同上）
在1）中，宝玉对熙风称贾母为“老太太”，其实他俩应该称“奶奶”。宝玉如此称呼，还是地位因素在起作用。家庭成员愈要维护贾母在荣国府中的至尊地位。霍译为“Grandma”比较亲切，但那尊重的意思则消失了，比较而言，杨译的“the old lady”较佳。在2）中，林黛玉回答王夫人的问话，故称其外祖母为“老太太”，以表示尊重。霍译是“Grandmother”，但不及杨译“the old lady”。在3）中，王夫人恳求丈夫看在老太太的佛面上，暂且饶过宝玉。霍译“Lady Jia”比杨译的“the old lady”更有英语味。在4）中王夫人的哀求不为贾政所理会，这时候贾母出场了。在此例中，霍译“Her old Ladyship”胜于杨译的“the old lady”，更为恰当地表述了贾母在荣国府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例5）中，“贾母”被杨先生译为“the lady Dowager”，而霍氏译作“Grandmother Jia”。笔者以为，杨译盖过霍译。贾母乃荣国府中之至尊，是个名副其实的matriarch。根据ALD的解释，“dowager”即“a woman with property or title from her late husband”。这个定义与贾母的地位恰好吻合。另外，《简爱》中有这样一句话，也可佐证笔者的浅见。“The Young Lady thus claimed as the Dowager’s property reiterated her question with an explanation.”此处的“the Dowager”指“Braness Ingram of Ingram park”，而贾母的地位也超过了Braness Ingram，故杨译较霍译贴切，既符合原语，又符合译入语用法，看来杨先生夫妇是颇具匠心。霍译“Grandmother Jia”似乎是直译，反映了贾母在府中的血缘上的地位，但还未能表现出她那无尚的权利。
在上面，笔者简要比较分析了“老爷”、“太太”、“老太太”及“贾母”等称谓及其译文。最后探讨一下《红》中姐姐、大哥和妹妹等称谓的翻译问题。请看一例。
1）宝玉向林黛玉说道：“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姐也跟我撒谎不成？”……宝玉笑道：“太太不知道这缘故。宝姐姐先在家里住着，那薛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林妹妹在背后羞我，打谅我撒谎呢.”(第二十八回)
霍克斯将“宝姐姐”,“薛大哥”和“林妹妹”分别译作“Bao-chai”、“Cousin-Xue”
和“Cousin Lin”；杨宪益夫妇却分别译作“Cousin Pao-chai”、“her brother”和“Cousin Dai-yu”。通过比较，笔者认为，杨译胜过霍译。原因在于杨先生考虑了译入语中的习惯用法；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通常用“Cousin＋名字”的形式来称呼，而不用“Cousin＋姓”的形式，霍氏选用后者会使译入语的读者误以为Xue和Lin是first name呢。再看看“二姐姐”的译文。“二姐姐”在此处是指王熙凤，杨译与霍译分别为“Feng”、“my cousin Hsi-feng”，二位译者翻译得都很准确。没有将表示排行的“二”字译出也是为了顾及译语的习惯。
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长幼分别得很清楚明了。常常有长兄如父，长姊如母之类的说法。因此弟弟、妹妹是不可以称呼哥哥、姐姐的名字的，而反过来则可行。这在翻译中也要予以考虑。英语中的亲属称谓大多比汉语笼统。“Cousin”便是一例。这个称谓词，不分长幼，无男女之别，甚至不分班辈，这给英译汉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由此可见，“Cousin”一词如脱离语境，则不易确定地说明被指者的性别、长幼和辈份。有时候，即使有了语境，也不大容易辨明，巴尔扎克有一部长篇小说叫“Cousin Bette”（法文名叫La Cousin Bette）傅雷先生，在解放前将其译为《贝姨》，解放后又有人将之译作《表妹贝蒂》。两种译名差别甚大。以至于出现了“代沟”，这从一方面说明了“cousin”这个词的词意太难把握了（罗其精）。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称谓词的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的转移。在文化的转移过程中，译者会遇到种种棘手的问题。Venuti指出，翻译的过程便是这两种文化中寻找共同点的过程。由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地域、习惯诸多差别的客观存在，在这个共同点的寻觅中，我们难免会碰到种种差异之点。时常会出现“词汇空缺”这一现象。如何寻求共同点，解决词汇空缺、弥补差别，这需要译者不懈的努力探索。当然真正的等值翻译只是一种理想，实际上是很难企及的。而译者能通过努力做到的只有“似”。译文往往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在寻觅“似”的征途中，译者必须首先在“似”什么上做出抉择，即“似”于形式，还是“似”于语用含义。往往在翻译实践中，“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里要舍弃“形式”而保存“语用含义”。
语用学对于翻译的贡献，笔者以为主要在于该学科十分重视“语境”（包括上下文语境，具体的交际情境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和“言外之意”（即格莱斯的“会话含义”以及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等理论），与此同时考虑两种语言、文化等差异，以免除语用失误的产生。如前所述，称谓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现象之一，其翻译只有从社会文化的视点出发，考虑到语用含义，才有可能成功。笔者正是基于上述观点，对《红》中的一些称谓的使用及翻译做了一点初步的探索，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请方家斧正。
参考书目：
1． Hawkes,D.,tr.1977,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2,Penguin Books.
2． Venuti, L.,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or, Routledge.
3． 曹雪芹等著，1995，《红楼梦》，北京：华夏出版社。
4． 李峻锷，1991，“《称谓录》及其作者梁章钜——兼论中国古代的称谓体系”，《上海师大学报》，第2期。
5． 罗其精，1994，“试谈英汉家庭成员间称呼的对译问题”，《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6． 杨宪益等译，1978，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7． 徐静茜，1993，“从《红楼梦》人物的对称看当时社会文化”，载于陈建民等主编的《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