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伊始疫情突发，为什么举国上下能够坚持一盘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夏末秋初洪水来袭，为什么华夏儿女可以拧成一股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放眼神州大地，从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到令人震撼的中国力量，无不彰显着中国制度的优势，折射出中国制度的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怎么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行稳致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收入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关于这方面论述的三篇重要文章，文中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贯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至第三卷，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有关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把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不久前，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撰写的2020年通俗理论读物《中国制度面对面》出版发行，从理论阐释、新闻视角、问题意识、语言特色、历史纵深、国际视野等维度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解读，观点权威准确，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清新简洁，形式活泼多样，有助于进一步坚定广大干部群众的制度自信，把人们的行动和力量凝聚到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今天，我们从中国制度的内在逻辑、抗疫中彰显的中国制度优势、中国制度优势的世界意义三个方面来共同探讨学习.
第一，中国制度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简称“中国制度”)，是植根中国大地、适应时代潮流、具有深厚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优越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一重大决定为深入探索中国制度的内在逻辑、充分释放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中国制度深蕴“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彰显制度优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历史雄辩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为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懈奋斗，是近百年来中国一切社会变革的最重要因素和最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逻辑，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逻辑，是中国制度的最大优势。
中国制度“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深刻体现在这一制度是我们党在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和首创精神、不断汲取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动员群众、凝聚民心的强大制度优势。
新中国建立初期，正是由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工人、农民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建立巩固并发展壮大。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更加鲜明地彰显了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群众主体力量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改革开放实践表明，中国制度的生机蕴藏在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首创精神之中，中国制度的活力体现在人民群众自主创造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许多成功，都是“人民群众发明的”。改革开放从本质意义上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的最鲜明标志，就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原则，汲取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
中国制度“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突出体现在这一制度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具有厚重的人民底蕴和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制度优势。
坚持人民在国家制度中的主体地位，依据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主体意愿推进国家建设和治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在筹划新中国成立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性质，依靠人民的主体力量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力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并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
中国制度深蕴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突出体现在：其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来不断实现和巩固。正是在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中，党的领导与人民的意志不断实现了有机统一。其二，中国共产党一贯高举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以实现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与巩固的根本基础，以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根本任务，正是在“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上，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不断实现了有机统一。
在制度建设的一切过程和各个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这一制度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其一，中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二，中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主体，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主体意识、调动最广大人民主体积极性作为根本依靠力量;其三，中国制度坚持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价值目标。
(二)中国制度深蕴“改革性”与“定型化”的有机统一，在勇于自我革命中彰显制度优势。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鲜明品格，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实现制度逐步定型和优化，是中国制度的突出优势之一。改革开放在制度创新上的突出贡献在于，既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不动摇，又立足中国实际、顺应时代要求深入探索制度优越性的有效实现形式，并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逐步实现制度定型化。“改革性”与“定型化”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蕴的内在逻辑。
正是基于对制度变革的深刻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战略思考，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重大考验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度定型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从南方谈话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我们已走过了20年的制度改革和逐步定型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义无反顾地承负起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历史性重任。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开启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定型化”更为关键的十年新征程。2019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制度改革与定型上作出了重大创新，进一步开启了新时代实现制度现代化的新征程。
鲜明提出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实现制度现代化，在继续完成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突出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制度现代化的紧迫任务，这既是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节点，又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优势的关键所在。
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表明，小治治事、中治治人、大治治制。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制度改革和定型提出了新要求。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制度、政党制度以及各种类型具体制度和体制机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面临着一个全面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历史性任务。因此，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着力完成制度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三)中国制度深蕴“传承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在中外文明交融中彰显制度优势。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制度是文明进程的结晶。如何处理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关系，坚持制度创新的“传承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是在新时代征途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亟待深入回答和科学把握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释放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联系在一起，强调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厚重的文化底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在中国这块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影响深远的大地上推进制度创新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却是从历史深处走来，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生成逻辑。历史悠久的传统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础作用，是今天我们坚定制度自信不可或缺的文化自信底气。比如，人文至上的政治理念、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追求中和的政治境界、崇尚整体的政治思维，内容博大、思想精深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文化奠基作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发展具有培根铸魂的文化源流作用。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态度积极吸纳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良因素和有益成分，立足中国实践，顺应时代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了强盛的制度活力和厚重的文化底气，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巍然屹立的中流砥柱。
在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成果中释放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当今世界，各种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竞争比较、优势互补，构成多元共存、多元共进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大潮流和发展大趋势，同时各种逆多极化、全球化思潮和行为也对世界发展大势构成严重挑战和潜在威胁。我们正面对着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大变局中，中国制度愈益彰显着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对世界走向的深远影响。中国制度之所以充满生机活力，之所以更加自信地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大逻辑和大趋势，勇立时代潮头，坚持与时俱进，“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从而不断增进中国制度的现代文明品格。这是我们在面对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和严峻风险挑战中愈加充满中国制度自信的坚定文化底气。
第二，抗疫中彰显的中国制度优势。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和世界造成一场规模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考验着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面对严峻形势，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多次强调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上下一心，经过艰苦努力并付出牺牲，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不仅最大限度维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也为世界各国的防疫赢得了宝贵时间，提供了重要经验。中国能够经受住前所未有的疫情考验，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独具优势的政治制度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中国政治制度具有“令出一门”的高质量决策效率。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重大政治决策、重要政策出台都是基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可以做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令出一门”的效应。在疫情防控中，这一制度优势得到充分体现。疫情在武汉暴发后，形势一度非常严峻，1月22日，党中央果断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对一个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实行这种管控措施，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政治勇气。实践证明，这是整个抗疫斗争至关重要的决策。
中国如此迅速作出以全体人民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重大决策，这在西方政治制度下是难以想象、更无法实现的。西方政治制度中存在多种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支持的党派、政客或相互攻讦、相互掣肘，或相互利用、交换利益、党派分肥，形成了多中心、多层级的决策机制。在这种派阀政治制度下，一方面，加剧了决策的复杂程度，使立法和行政效率下降;另一方面，集团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造成国家政策的短期化、功利化趋势。这一弱点在西方多国的疫情防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联邦制国家在防控疫情的重大决策中，更是付出了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极高的摩擦成本，经常出现中央政府无能为力、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的状况，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政策。
(二)中国政治制度具有上下同心的执行能力。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全面领导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党中央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也体现在中国各个层级直至基层的各级政权和社会组织之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在全社会、在政策实施全过程中得到贯彻和执行。在疫情刚发生时，习近平向全党发出总动员令，他强调：“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全国各级各地党组织以高度责任感担负起疫情防控的领导职责，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使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得到全面坚决的贯彻执行。
在政策执行力上，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也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行政机关的执行力始终受到三权分立体制和政党制度以及联邦制度等错综复杂的制约。行政机关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往往要通过大量的博弈和利益交换才能得以实现，行政效率在制度运行中受到很大损耗。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州甚至县、市一级议会和政府的态度。美国一些州政府及负责人公开批评、抵制联邦政府的政策。在美国疫情暴发的严峻时刻，纽约州长怒怼总统成为新闻焦点，加利福尼亚州在戴口罩等重要的防疫措施上与联邦政府的主张相悖。联邦政府不得不通过利益交换，来换取地方的支持和配合。
(三)中国政治制度具有统筹全局的协调能力。新冠肺炎疫情给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都带来严重威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带来巨大影响和冲击。疫情防控是一场总体战，需要国家政治制度提供有效的内部协调机制。习近平指出，“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这突显了武汉对全国抗疫的关键作用。然而，上千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绝不是一封了之的，这一管控措施意味着大量物资、人员的及时支持和供应，意味着各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密切配合，意味着外部的大力支援。否则，武汉会成为疫情中的“一叶孤舟”。
中国政治制度把全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创造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抗疫壮举。在党中央统一指挥协调下，来自全国各地和军队的340多支医疗队，4万余名医护人员迅速集结，各地调集的医疗设备、防疫物资、生活物资紧急驰援。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是靠着“全国一盘棋”的卓越协调能力打赢了武汉保卫战的。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敏锐观察到中国制度卓越的管理协调能力，他指出：“中国制度所具有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对全国资源的调动能力，是其他制度无法比拟的。”这一制度优势也与西方国家疫情防控中“各扫门前雪”、各自为战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四)中国政治制度具有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动员能力。中国的抗疫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在前线，医务人员、科技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日夜坚守;在后方，有工厂车间加班加点生产、有社区村庄群防群控，也有十多亿人默默地自限于居室住宅所实现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防疫隔离行动。全民自觉支持配合的背后，是中国政治制度广泛深入的组织动员能力。
在全国实施严格社区封闭和居民防疫隔离期间，依靠广大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甚至是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中国筑起遍及城乡的严密疫情防线，建立起了非常时期服务十多亿人口的特殊社会保障和供给体系。应该说，这是公共管理史上的奇迹，而能创造出这一奇迹，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国政治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原则，凝聚起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向心力，形成了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
第三，中国制度优势的世界意义。
当今世界在生产力条件、人均财富、信息化程度等各类物质文明水平超出以往的条件下，却陷入了深刻的发展困境。国际金融危机历经十年而未消除，反而向深层次发展;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复杂化趋势;“逆全球化”浪潮深刻改变着西方政治生态;国际贸易呈现持续低迷甚至停滞状态。可以认为，这些状况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陷入了严重危机。
放眼全球，近年来始终保持稳健向好发展势头的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愈发彰显出中国的制度优势。
(一)西方民主遭遇制度困境。追根溯源，西方民主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集团之间长期斗争与妥协的博弈均衡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适性。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使用“分利集团”概念分析西方民主的社会基础。他认为分利集团是现代西方民主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倾向于在社会总体利益不变的情况下，设法增加自身在其中的份额。
把分利集团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可以勾勒出一幅西方民主起源演化的图景。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中指出，商业的近现代发展主要来自“中间商阶层”的扩展，即买者(消费者)和卖者(生产者)并不见面，而是通过中间商作为桥梁和纽带。所谓市场配置资源主要是通过各类交易所等中间环节配置资源，其实质是由中间商群体来定价。中间商(包括银行家)不是企业家(生产者)，只是中介，他们并非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而是分利者。中间商阶层15世纪已兴起，而企业家阶层18世纪之后才开始兴起。西方民主起源于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亦即中间商阶层对封建领主阶层等其他集团的斗争。即使到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时，英格兰与爱尔兰也仅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成年男性有投票权，苏格兰二百万人口中仅约三千人有投票权，而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亦即中间商阶层主导经济活动的社会早已成型，“改革”只是把投票权扩大到中小中间商范围。现代西方政治民主发展的历史，晚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型，因而其演进历史的每一步都贯穿着“中间商伦理”即分利诉求：在经济活动开始之前即要求谈妥利益分配方案。早于现代政治民主的公司民主，股东投票权早在17世纪即已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出现，堪称西方民主的早期范型。西方政治民主的发展进程——从部分人的民主开始缓慢扩大投票权范围，直到普选制在二战后逐渐实现，本质是模仿股东投票权，让分利参与范围逐渐扩大。普选决定着未来数年的执政党派及其政策取向，其实质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开始之前即要求划分发展果实。
把分利集团理论应用到当代西方社会，可以看到西方民主走向制度性困境的必然规律。西方民主的演变史，决定了当代西方经济社会体制的运行建立在“先分利，再发展”基础上。于是，发展成果要能够不断满足分利期望，社会运行才可持续。成型于20世纪60年代的普选制可以看作全民分利制度，它必然导致政治诉求一味追求高福利，政策短视，没有长期目标。没有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社会运行就需要依赖信用体系来兑现分利期望。为了建立信用体系，经济社会各环节运行都被会计化进而金融化，就连个人行为都被纳入信用体系和社保体系中，从而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在经济金融化的社会中，各种对未来经济数据的预期都可以被计算、细分、转移、折现，企业追求“画大饼”从而实现“高估值”，个人生活被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预期所绑定。于是，整个社会的未来取决于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从而带来先前分利预期的变现。然而，政治上全民追求分利、经济上各类中间环节形成多个分利集团相互博弈的社会，必然出现“画大饼”速度赶不上分利欲望膨胀速度的局面：社会债务规模不可控地膨胀，超过了创新能够带来的新增偿债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日益向深层次发展的西方经济危机，意味着“先分利，再发展”的西方民主必将陷入困境。
(二)重新认识中国制度优势。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把经济发展看作一个过程，以过程结束端的成果共享作为初衷，而非以过程开始端的预先瓜分为准则。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根本不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要在金融危机后维系业已金融化的信用社会体系运行，核心任务是维持其资产体系的高估值。而要维持这种高估值，就需要不断“释放流动性”，也就是“印钞”。然而，“印钞”的后果就是债务规模的进一步膨胀，债务规模的飞涨也就意味着西方的信用社会体系愈发不可维系。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制度优势日益凸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设计上首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为此就要确保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也就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实际上，定义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性质，拥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就可以确保发展过程从生产开始，而非从先谈妥分利方案开始。由此，中国社会也就不会陷入西方那样的分利怪圈中去。
在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中国能够不断贯彻落实五年规划，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连贯性。放眼世界，“先分利，再发展”的国家往往出现仅执行了数年的大政方针因大选而全盘改变的情况。不少发展中国家不但无法自主开展生产规划，甚至连“先分利”都无法自主，经济上乃至政治上受制于人，经常由于外部因素导致内部发展受挫。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中国社会有凝聚力，使得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在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放到世界上看，没有稳定领导核心的国家，就无法有效组织、形成合力、开展生产，就会陷入不同分利集团的撕扯之中。
当今世界，各类物质文明水平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高，这就需要更复杂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调动社会资本服务于生产的能力。只有像中国这样“先发展，后共享”的体制，才不会在日益复杂的生产链面前迷失，从而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三)塑造经济全球化新路。近三十年来，全球化进程已使世界各国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而全球化的动力也在发生变化。以往，西方跨国公司争夺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并进行分利，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道路已深陷泥淖。经过多轮“救市”政策刺激，主要西方国家的生产却并未重回危机之前的水平，反而由于大量新增货币进入全球市场寻求分利导致世界形势更加脆弱。新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加，全球贫富差距加大、地缘冲突频发、恐怖主义凸显，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
当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全球每年新增gdp的六成以上，客观上成了全球生产力增长的新动力。但应该看到，不少发展中国家依然贫穷，甚至陷入了战乱或新的经济危机中。纵观这些战乱或新的经济危机，无一例外均与旧的全球化道路难以为继有关。近年来新增的地缘冲突热点，总不乏西方挑起或参与的因素。而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新经济危机，也往往源于过度依赖西方而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些情况说明，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心—外围”格局已无法再提供繁荣与稳定，反而成为不安全、不稳定的根源。
全球化的新道路该怎么走?这是摆在世界面前的重大问题。与人类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注入的是新增的“正能量”。“一带一路”倡议变传统的“先谈判分利规则”的国际经贸合作框架为“从项目合作做起”的“先发展”式合作，成为当今时代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范式，引领世界奏响共同发展的交响乐。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之中，中国治理将是世界发展经验中最重要和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之一。对于陷入“现代化困境”的西方文明而言，中国也提供了对现代化的另一套设想与行动方案。
“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只要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和作出的战略部署奋发努力，不断推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目的就一定会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