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史，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知道一些的，如1921年建党、南湖红船上的一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常识类的知识点。但如果深究一步，1921年建党后陈独秀、李立三、向忠发等最早一批领导者经历了什么，党的一大后革命怎么样了，为什么有井冈山根据地、它的历史地位如何，也许研究的人就不多了。我们常常讲“读史使人明智”，但因为年轻，总没有多么深刻的感悟，爱学历史的年轻人还是少数。至于我们年轻党员，认真学党史的也就更少了。单位的多数党员，对于经常听到的大道理，如讲政治、有信仰、为人民服务等等，总是听得多，却因为并不深入理解而缺乏一份敬畏和笃信，也自然谈不上言行上的坚守，只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但内心总有疑问，中国共产党明明就是靠着这些大道理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啊，所以这些大道理一定不是空话，既然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那何尝不认真学习下党史，看是否能找到答案呢？恰巧近期上级下发了最新版的《苦难辉煌》，我们每名党员都要进行学习，我们将在党团日开展“党员讲党史”活动，前期，副书记为我们讲了周恩来的事迹，给我们开了个好头，我相信党员同志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地会找到了自己心中追寻的答案，或者说启发。也许随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会有更丰富的答案、更深的感悟，甚至对同一事件、同一问题会有新的理解，且学且品吧！下面我就围绕十个“为什么”，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党史。
第一，为什么要有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讲四有”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讲政治，有信仰”，如何评判讲政治，讲政治究竟讲什么，答案是“有信仰”。作为共产党员，我们的信仰就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有的人不理解信仰的含量，我跟大家分享朱总司令的两个故事，希望大家能从中找到答案。第一件事，朱德入党。朱德曾是滇军的准将旅长。1922年8月从四川北上到上海找陈独秀要求入党，结果因为他的旧军阀经历被拒绝了。换作一般人，肯定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何况当时的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还是个不成气候的小党。但是，朱德打听到中共有个旅欧支部在法国，于是从上海坐船到法国，在马赛登岸后听说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和周恩来去了德国，朱德又从法国追到德国，最后在柏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现在入党的考量估计很少是为了信仰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入党之前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述。也正因为此，我更钦佩朱德的千里入党之举。而这个行动背后，反映的是朱德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绝对信仰，为了信仰百折不挠的坚韧性格。第二件事，朱德率领部队火种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南昌起义”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建军节定在8月1日也不是随随便便选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10位元帅中的8位、10位大将中的6位都与南昌起义紧密相连。但尴尬的是，朱德当时只是一个边缘人物，边缘到什么地步呢？起义当天晚上，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两个团长。他名义上是9军副军长，但实际上9军只是个空架子，且没有军长，一共只有500人不到。可是，南昌起义却奠定了朱德的地位。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进行阻击。朱德一共4000余人，三天三夜阻击后还剩下2000余人。主力部队在潮汕全军覆灭、领导人分散突围，朱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有人看到形势不好，建议解散。但是朱德坚决反对，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到了天心玗的时候，已经到谷底了。部队党代表中，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军事干部中，师团级干部只剩一个王尔琢。部队面临的形势，用“顷刻瓦解”“一哄而散”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关键时刻，是朱德站出来了。他鼓励大家相信中国会像俄国一样，1905年的失败只是暂时的，终将迎来1917年的革命胜利。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最后，部队留下了火种，800人。这800个留下来的人，全部是因为信仰而留下来的，这才是真正的火种。没有话语权的朱德因为南昌起义而站到了“朱毛会师”的位置。朱德为什么能成为总司令，为什么能成为十大元帅之首？究其原因，不仅与他的赫赫战功有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
第二，为什么要坚定政治立场？
“政治”就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凡是背离这两点的就是政治立场不坚定。“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和权力，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实质之所在”……在马列经典作家的论述中，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总是摆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八个明确”，其中一条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的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位置。可见，拥护党的领导，就是讲政治。“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在我党的认知中，向核心看齐、维护领导核心，总是作为“最最紧要的政治”。全体党员必须坚决落实“两个维护”，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体统一领导。必须不断强化“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服从核心、维护核心就是服从大局、维护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长期革命实践得出来的经验。且看张国焘不讲政治、不维护党中央核心所带来的的惨痛教训。1935年6月25日，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3公里外迎接张国焘的队伍。从中共一大开始，张国焘就开始并长期处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其“资格”之老远在毛泽东之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关于会合后的发展方向有分歧。毛泽东主张目前在岷江以东，向岷江、嘉江两江之间发展，而张国焘认为岷江、嘉江两江之地形给养均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应该向南进攻。面对分歧，6月26日，党中央召开了两河口会议，一致通过北向甘肃，去川陕甘，并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很快，张国焘不同意了。会师后，张国焘向周恩来了解到了一方面军的实际人数，大约3万人不到，也就是说两军会合后的10万兵力，四方面军是绝大多数。这一情况开始让张国焘的野心膨胀起来。为此，他开始向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的林彪、彭德怀“做工作”。6月30日中共中央派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慰问，张国焘表示了对中央的不满，要求“充实红军总司令部”。7月8日，张国焘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借“西北联邦政府”事件攻击中共中央。9日，张国焘向党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人员。10日，党中央致电希望红四方面军分路迅速北上，到芦花集中指挥。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儿盖，张国焘不仅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还提议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18日，陈昌浩致电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任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同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解决组织问题，作出了很大让步。张国焘成为军委的总负责人。7月21日，中革军委修改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达《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并将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北上。大军刚到毛儿盖，张国焘就拿出了对政治局芦花会议的不满，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宣布党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不进军。矛盾空前激化。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决定再次退让。会议后，党中央恢复了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改称一方面军。由于时间耽误，胡宗南部已集结松潘，完成了堡垒封锁。中共中央只能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此时，将红一、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主力为左路军，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其他军为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在犹豫中开始北上。包座之战胜利后，打开了北上大门。但是，张国焘又不愿意了，于9月3日公开反对北上计划，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和中央，坚持南下，并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他发密码电报给陈昌浩，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幸亏叶剑英提前看到了电报，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决定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这一天开始，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在战略行动上要分离了。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苦难辉煌》中介绍了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忘的三个9月9日。第一个是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起秋收起义后，被清乡队抓住，死里逃生。这是关系个人安危的一次。第二个便是此时的1935年9月9日，这是丢失苏区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因为内部分裂而出现了巨大危机。第三个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回顾这一段历程，张国焘对于权力的热衷与追求，置大局于不顾，完全不讲政治，不维护核心，使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发生分裂，引发内部矛盾，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实不应该！对于“位置”的迷恋，确实值得我们警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其实是为我们考虑问题提出了一条基本遵循，切莫因为个人的权力野心而使眼界狭隘，作出错误的选择。再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那些落马的的“大老虎”倘若能从讲政治、讲大局、向党中央看齐的角度思考问题，又何至于到如此境地？这样的教训难道不够深刻吗？
第三，为什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可以说，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基础，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从群众路线教育、到“两学一做”、再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伟大的转折》中，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转移，湘江战役后从8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被国民党湘军、川军、黔军、中央军围追堵截，我们党到了最危急的时刻，除了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失误，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没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红军在湘黔川边界活动时，就有军团负责人感慨，没有群众的支持，打起仗来都颇有些困难，阵地战、消耗战红军打不起，最擅长的游击战、运动战，因为没有深入群众，无法发挥所长。直到最后长征结束，在陕北重新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党才又迎来了“复兴”时刻。再从我们党1921年建党讲起，当时陈独秀、李立三、向忠发等最初一代领导人都没有看到农民阶级的伟大力量，没有意识到最广大的农民阶级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多地依托工人阶级领导革命，无法摆脱苏联共产国际经费支持，只能作为共产国际第57个党支部，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革命。这也导致了后来照搬苏联革命经验而发动的南昌起义、长沙起义等中心城市起义的失败。直到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建立了我们党自己的根据地，植根于人民之中，才完成了经济独立，才有了独立自主领导革命的基础。《共产党宣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中。这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真正对共产党执政根基的深刻认识。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的信任，才能依靠人民群众实现无往不胜。我们再来从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理解看看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3个月就能灭亡中国。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对亲信说，可以支撑6个月。如此论断，如果仅仅从中国政府现状，即军队作战力来看，是合理的。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力量。下面摘录部分原文：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斗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一段艰难的路程。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没有一种力量比人民更强大，没有一种根基比人心更坚实。早在1906年列宁就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1943年毛泽东专门以《组织起来》为题作重要讲话，强调“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我们常说的讲政治，应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党员的教育要求，作为党员，要服从党中央，坚持“两个维护”，坚持“四个意识”；二是对全体民众进行动员。从抗战的实践来看，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共产党主张要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就必须依靠、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发动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造成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局面。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就直言不讳地说过，我们作战“只是单纯地军事动员，政治并未动员，只是军队的抗战，民众并未动员”。20世纪60年代末，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国防部长武元甲访华，请教林彪对越南战争取胜的建议，林彪的回答是：“熬就是胜利。”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要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作战，打败侵略者。这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真谛，也是弱国对强国的取胜之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分析越战失败时，总结了一段话：“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军事战争，而我们的对手打的是政治仗。我们追求的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我们的对手的目标是从心理上拖垮我们。我们忘记了游击战的重要格言：游击队不被消灭，即是胜利；正规军不能全胜，就是失败。”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正是由于未能认识到普通民众中蕴藏的伟力，皆未把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唤醒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重点。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再到孙中山组织的一次又一次会党起义，基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进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唤起工农千百万，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铁桶围剿”；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侵略者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解放战争时期，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群众首创精神，“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时至今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将群众的地位上升到如此高度，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冠冕堂皇的面子话，而是从中华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抓住这一点，我们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也只有继续抓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是不能本末倒置的，有了人民的幸福，才有民族的复兴！
第四，为什么要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民主是正确集中的前提和基础，离开民主讲集中，集中就成了个人专权专断。集中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和归宿，离开集中搞民主，就会导致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举个简单的事例：单位新组建了一支篮球队要参加比赛，需要统一购买球衣。如果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商量，球衣的款式、材质、定制的logo、设计样式等等，一定是众口难调，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如果把这个球队进一步放大到100人、1000人，甚至10000人更多，充分民主讨论问题，不搞集中，那必然难以形成最后决议，而且容易造成拉帮结派、相互攻击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落实民主集中制呢？答案是——开会。这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且看并不简单的遵义会议。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随后又经历了湘江战役惨败，红军从8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但是，以李德、博古为主的“三人团”依然要求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率领红军去湘西汇合贺龙、萧克领导的二、六军团，而这一计划早已被蒋介石知悉，布下重兵等着全歼红军。其实，从士兵到各军团长，再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都知道要改变战略，不能按照共产国际的原定指示行军（此时已无法联系上共产国际）。但是，“三人团”目前是最高领导。此种局面如何破解呢？毛泽东给出的办法是——开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三人是政治局常委（1934年1月15日-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改选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王明、张国焘、项英），只要有两位常委提出就可以开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能改变既定北上湘西战略为西进贵州。于是有了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开启了中央红军伟大转折的序幕。但是，部队到达贵州黎平后，李德、博古仍然一意孤行，指挥部队北上湘西。关键时刻，毛泽东给出的办法依旧是——开会。于是有了1934年12月18日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即黎平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计划，建立黔北根据地，并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强渡乌江稍遇困难的时候（红军计划派突击队“偷渡”乌江，被发现后失败，牺牲1人），李德、博古又一次提出北上湘西的意见。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否定了李、博二人建议，重申黎平会议决定。最后，强渡乌江成功后，才有了我们都熟知的遵义会议！“开会”体现的是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的运用，这是我们党在紧急关头转危为安的法宝！通过会议，研究问题，厘清思路，拨正思想，凝聚思想，形成共识。但是，如今我们身处基层又常感慨，会议过多，没有实效。其实，是我们把“开会”这个手段没有理解透，没有运用好。首先，从目的来看，不能为了开会而开会，不能出现以会议落实上级精神的情况，开会是要遇到问题，需要解决问题，需要凝聚共识的时候才能启动的。其次，从会议的形式来看，开会不是照本宣科、传达精神甚至上级通知，而是要有充分的会前酝酿、讨论和准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中的“民主”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会前酝酿、讨论的过程，会议是“集中”的体现。当然，在会议中允许参会对象各抒己见也是从形式上保证民主的落实到位。有人经常抱怨，开会前都基本形成共识了，开会就是走个形式，哪还有什么民主？其实是没有弄懂“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最后，从会议结果来看，会议是承载内容的形式，没有内容的会议、没有解决问题的会议，纯粹是浪费时间与精力的形式主义，通过会议取得共识，解决问题，才是一个成功的会议。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做到“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先提出以来，我们党就将“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内容，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它不断强化着党员意识、组织意识，让党员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一员，有力维护了党中央权威、维护了党内团结统一，保持了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约束力。充分民主拾起美丽珍珠，正确集中串起珍珠，形成璀璨的项链。这项制度带来的“中国效率”“中国震撼”，正得到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可。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进行决策，它的决策力、决策质量总体上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小圈子决策、游说集团决策和民粹主义决策模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有充分的、绝对的制度自信。我们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全党智慧，体现全党共同意识，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
第五，为什么要加强思想理论学习？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现代政治规律来看，任何政党发展都要解决两大问题：“心往一处想”（凝聚共识）和“劲往一处使”（行动一致）。前者是构筑共同思想基础，后者是建立严密组织体系。一个政党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共识，就很难组织起来，很难保持稳定、发展壮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天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姓马”容易，“信马”不易。“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早在革命初期，毛泽东就创造性提出“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的重大命题。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是前进的旗帜。延安窑洞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党的全国执政之路；改革初期的邓小平理论，创造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达必识其途，至必由其道。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到哪里，集中教育就跟进到哪里。从延安整风运动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到“理论学习有收获”，回顾党的历次集中教育，都把理论武装作为“当头炮”，通过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不断强化党的理论学习、教育、武装工作，补足党员精神之钙，夯实党员思想之基。“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党的基层组织一项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长征途中“天当教室地当纸、树枝石头当笔用”；延安时期“吃小米饭、攻理论山”，认字就在背包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进入新时代，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从上到下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海量即时的现代远程教育平台，超燃爆棚的“学习强国”……全党同志都进入这个“无期大学”，与时代同步、与真理同行。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党组织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全党大兴学习之风。新时代新思想占据了高地。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总结时，向大家推荐《共产党宣言》等五本著作，“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2018年习近平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号召大家多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述了一个故事——“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翻译《共产党宣言》。我们一些党员未必读过《共产党宣言》，但是在那段探索革命的艰苦岁月中，有无数人研读过它，并受它影响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在1920年8月付梓，共计印行1000册。随后，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一股购买与阅读热潮。9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印行了第二版，同样热销，以致许多读者致信《新青年》《民国日报》，询问购书事宜。或许陈望道未曾料到，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会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产生如此强烈反响，一大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沪成立。在该社的首批出版书目中，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赫然列于前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州平民书社、上海书店等纷纷重印此书，单是平民书社一家就重印达10次之多。至1926年5月，该书已相继印行17版，其再版的速度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一本图书，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当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拥趸中的一员。1936年7月，他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了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这三本书之榜首的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进而又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不仅仅是毛泽东，《共产党宣言》教育和鼓舞激励过的革命者何止成千上万。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遇见前来与会的陈望道时，紧紧握住他的手，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这就是思想理论的力量，历史雄辩地证明了为什么要重视思想理论教育。
第六，为什么要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
党的十九大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作为支部书记，结合自己工作内容和工作重点的变化，能明显觉察出党中央对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尤其基层党支部建设的高度重视。从2015年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出“做合格党员”，到2018年11月印发《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提出“每月相对固定1天开展主题党日”，党建触角越来越延伸到每一个基层党支部、每一个中共党员。重视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不仅是做好党委支部工作的需要，更是我们党长期实践探索总结出的经验。要谈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得不提及“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和制度。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秋收起义余部挺进井冈山途中，有感于南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遂确定在江西永新三湾村改编部队，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在连队设党支部，在优秀士兵中发展党员，在班排设党小组，在连以上设党代表并担任党组织书记。这就在部队建起严整的党组织体系，为党全面建设和掌握部队提供了可靠组织保证。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这次会议除了以党内制度形式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还对红军如何开展支部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一是对支部建设中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的规定。决议要求坚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原则；其二是关于党支部吸收、教育、管理党员方面的具体规定。在吸收党员方面，决议明确了“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等五项入党条件。在教育党员方面，决议将党内思想教育问题列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明确规定以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在管理党员方面，决议要求“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同时把党内批评作为“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古田会议相比于三湾改编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制度化，而且进一步认识到：除了加强组织建设以外，还需要抓好支部思想建设来进一步巩固“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毛泽东同志曾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以至于在美军教材《军人的政治教育》中也有如此的总结：“在战争中从未发现一支健全的共产党军队陷入解体。不管这支军队如何遭到惨败，损失如何严重，或者近期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前景，他们总能从暂时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反观国民党，正是由于不重视基层组织建设以及在军队中没有坚强的党组织，最终走向了失败。1938年冬至1939年春，一份针对国民党147个部队单位（以师为单位）的调查显示：有30%的士兵竟然不知道有国民党，52%的士兵不知道三民主义。到1946年，一则材料显示国民党已变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党内主题教育活动，从强化党员身份意识着手，从做合格党员开始要求，从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行部署，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激活基层党组织、基层党员，如果九千万共产党员都能成为合格的党员，都能凝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下，那该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又何愁不能实现？
第七，为什么要重视调研？
20世纪20年代是极具转折意义的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那是一个为救国革命而迷茫求索的时代。虽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但并未有人注意到工人农民，尤其农民这个阶级。从陈独秀到蒋介石，从苏联到国民党，都低估甚至忽视了这个阶级的力量。今天来看，1927年1月，应该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那时，34岁的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农民运动。这是一次关系到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次考察。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现了农民这个阶级的伟大力量。后来，才有了1927年“八七会议”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现在回想这一切的根源，我以为还是毛主席那句“调查才有发言权”总结得最到位。无论研学多少思想理论著作，无论总结多少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到实际，而要掌握这个最真实的实际，唯一途径就是调研。2020年年末，旅首长让我们每名干部结合自身实际，围绕“为什么当干部？当一个什么样的干部？怎么当好干部？”。借鉴此类做法，我们党员要围绕“为什么做一名党员？做一名什么样的党员？怎么做一名好党员？”写出自己的思想汇报。其实，我们党的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调研工作，也十分善于调研。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为我们做出了表率，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就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大跃进的失误及前苏联的连续逼债，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全国发生了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党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中央领导奔赴祖国各地，深入到最基层进行社会调查，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调整相关政策。这就是遇到问题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之策——调研，深入一线调研。周恩来总理在邓颖超陪同下，从贵州花溪一路风尘来到河北邯郸武安县的伯延公社。伯延公社是革命老区，当年的刘邓大军曾在此驻扎，和百姓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公社主任郭凤林在老支书父亲影响下，几十年对党忠心耿耿。他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怀着为党分忧、为国担难的信念，不想让总理看到农村的困苦实情而堵心，便采取了一系列弄虚作假、粉饰太平的行动：威胁干部不能说实话；把平时爱说怪话的“落后分子”关邮电局后屋；对生性耿直的父亲封锁总理到来的消息。然而，当周总理到伯延后，看到村口没有树叶的大树和眼前的红烧肉，便察觉出异常。当他在干部口中听不到真话，便甩开干部去农民家里、去田间地头访贫问苦。通过不眠不休的四个昼夜深入调研，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周总理用自己的真诚，慢慢感染了干部和群众，他交下的穷朋友张二廷仗义直言；被关押的“落后分子”群起响应；郭凤林等终于幡然猛醒，承认错误说出了实情。这才有了周总理和毛主席长时间含泪通话，当即做出调整政策、取消大食堂、分户吃饭的英明决定。涉浅滩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搞好调查研究的关键在于“深入”二字。而要真正做到深入，首先得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带着对群众的感情、对职责的使命与担当投入工作。没有这份初心，调研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其次要发扬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研不扎实也没有发言权。有的调研是“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完全是“作秀式”调研，既找不到问题，也找不到对策，更拉开了干群关系，影响了党的形象。《正风反腐就在身边》中，我们看到担任江西省宁都县委书记王四华宣扬自己把全县299个村，3600多个村小组都跑遍了，其实就是蜻蜓点水，追求数量走秀场，最多的一天10多个乡镇，有时候就是几分钟，完全是败坏党员干部形象。谈到调研，在此推荐湖北省政研室余爱民的几条观点，我们一起来看看：1.跟着领导搞调研。领导调研总要带部署，我们应该主动争取机会。2.独当一面搞调研。领导安排我们搞调研，应该抓住机遇、敢于担当，殚精竭虑、形成成果，从而取得进一步的认可和信任，争取更多机会。3.优势互补搞调研。与基层干部、新闻记者开展互补性调研合作，推出“省城加基层”“后方加前方”的调研产品。4.参加会议搞调研。大会是思想观点的“盛宴”，座谈会是情况问题的“聚餐”，都是调研的好机会。5.外出考察搞调研。外出考察时，即使没有调研任务，也要自加压力来上一篇调研报告。6.培训学习搞调研。大家五湖四海聚在一起，是搞调研的好机会，可以互相学习交流。7.双休日搞调研。两天时间短，可搞近距离调研。8.休年假搞调研。休年假难得，当然要好好休息，休息和调研并不矛盾，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勤于总结。9.春节回乡搞调研。春节回乡莫忘搞调研，问问家中兄弟姐妹的收入，听听父老乡亲的反映，这种“顺手牵羊”“就汤下面”式的调查，只需留个心就行。10.蹲点住村搞调研。比如参加小康工作队、扶贫工作队，跟农民吃住在一起，一住一两年，这可是难得的调研良机。11.长期联系搞调研。一次调研成朋友，长期往来如亲戚。经常搞调研，就会有很多基层干部朋友和农民“亲戚”，搞调研会更方便。12.微信群里搞调研。人人都有微信群，不能光在群里“咵天”，也可以搞调研。13.大数据下搞调研。人人头上都有一朵“云”，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搞分析研究，指尖和脚尖一碰撞，平板和脚板一折叠，把“云调查”和实地调查结合，弄篇好的调研报告并非难事。这些好的方法，我们支部也是可以拿来借鉴的。
第八，为什么要注重意识形态工作？
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且常抓不懈，以“润物无声”的形态长期贯穿于党的工作，融进党员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意识形态”一词的热度逐渐上升。“四个自信”是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足可见，“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一重大任务。这是我们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党建小故事——日本民众的疯狂。日本民众对法西斯运动的疯狂支持，也许会打破原有认知，他们比以少壮军人为代表的法西斯更令人咂舌。究其缘由，虽然有日本社会形势严峻的危机为背景，有北一辉《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的疯狂探索，更离不开的还有日本媒体的疯狂宣传。了解了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对满蒙问题的争论与实践过程，不免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仅为参谋的少壮军官能策划推动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重大事件，除了天皇裕仁的支持，还有什么推动力呢？答案是——媒体宣传。审讯刺杀犬养毅的极右翼军人组织“血盟团”期间，古贺清志海军中尉和三上卓海军中尉等人，竟然收到了11万多封表示支持的信件。有35.5万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对他们宽大处理。1931年七八月间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震太郎事件”成为日本媒体开展军国主义煽动的突破口。从7月到8月，日本各报社、出版社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组织各种讲演会、座谈会，开始狂热地宣传“满蒙危机”。1931年8月28日，《大阪每日新闻》发表题为《军部和国民》的社论：国民与军队经常互相配合，以完成国防之大任。正如古语所云，二者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如果双方不协调，鸟不能飞，车不能转。无论军备多么精良，军人多么勇敢，没有国民的后援恐怕连弱敌都不能战胜。现在的战争实际上不只是军人的战争。9月8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一条消息：有部队用飞机向城市散发传单，上面写着“觉醒吧，我的国防！我的同胞！”9月26日，《东京每日新闻》报道：满洲事变突发后，报社的桌上堆满了从全国寄来的血书和慰问袋。截止到25日，寄来的血书和鼓励信达2万封，其中有的慰问信中，夹着小孩积攒的1元、2元的零用钱及过节用的钱等，共收到现金2千多元，而且肥皂、毛巾、牙膏等慰问品更是难以尽数。10月16日，《大阪朝日新闻》报道，朝日新闻社决定“今后社会上的战争捐款、慰问袋等送往战地的请告知本社，明天开始本社将应募者的姓名、住址、金额公布出来”。日本新闻界在完成战争舆论动员之后还不够，鼓动、宣传逐渐朝向极端方向发展，由报道对侵略战争的慰问活动转向报道各种极端行为。《国民新闻》报道：“两名第8师团的士兵因未被选派到满洲而悲愤自杀。大阪一名24岁青年因未被选派出征满洲，从新世界通天阁跳下自杀。”9月26日的《东京每日新闻》报道：“两名公共汽车售票员在给部队的信中写道：一定要让我们去做战地当护士；第10师团军医家中的女佣人，为激励士兵出征，从山阳线列车跳下自杀。”12月14日的《国民报》报道：“大阪步兵井上清的夫人井上千代子为鼓励丈夫出征，以短刀自刃身亡。她在遗书中写道：明天你就要出征了，我非常高兴地离开这个世界。不要为我难过，我的死算不了什么，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保佑大家平安，为国出力。”这些极端事件经报纸作为“爱国主义材料”一加宣传，使日本国民的战争情绪更加激动，军国主义者则更加有恃无恐。当对战争的狂热异化为爱国主义，一场灾难就在所难免。如今，在参加为广岛长崎祈福日活动的日本人，如果不能意识到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根源，还在修改教科书，还在参拜靖国神社，那又何来和平祈福的愿望实现？反观这一场全民支持的法西斯运动，媒体宣传所起的作用，恐怕不止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这么简单！再看今日香港新一代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教育缺失而引发的骚乱，我们应该对意识形态教育有更深的体会和更高的关注！在基层意识形态工作中，该如何做呢？我认为有五抓：一是理论建设。让党的创新理论进入每名干部群众的头脑，但关键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创新方式、方法、形式、手段，让大家听得懂、喜欢听、愿意信，需要我们党员干部努力。二是阵地建设。当前，我们一方面在进行宗教信仰排查清理，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有句话说得好，“你不争取群众，有人会去争取”，党的组织阵地都没有建设好，怎么做好群众工作？三是队伍建设。必须打造一批理论宣传员队伍。四是制度建设。结合实际，以制度建设推动更多党员干部敢抓、会抓、愿意抓意识形态工作。五是注重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
第九，为什么要讲奉献？
从小到大，我们耳濡目染的红军英勇战斗有两个：一是飞夺泸定桥；二是强渡大渡河。但少为人知的是：一是一师一团出了“安顺场十七勇士”；二是二师四团出了“泸定桥二十二勇士”。安顺场十七勇士是：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亮、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泸定桥二十二勇士，只有8人姓名可以确认：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三连支部书记刘金山，副班长刘梓华，特等机枪手赵长发，还有战士杨田铭、王海云、李友林，和一个贵州入伍、不到17岁、攀崖涉水很在行、被战友们起名“云贵川”的苗族战士。“奉献”是不计报酬的给予。这些勇士之中少有人活到胜利，更无一人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这是一群牺牲生命，奉献革命、奉献国家民族的人。他们付出生命后的“报酬”是什么呢？安顺场十七勇士是在《红星报》和《战士报》报道了他们的姓名。泸定桥幸存的十八勇士是每人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一双筷子。在“学习强国”搜索栏输入“讲奉献”，会看到很多很多讲奉献的先进典型故事。在我身边，最近一次让我感受到讲奉献精神的是一位张富清式的导弹老兵肖德准，同样是深藏功名，同样是不求名利、甘于奉献。但我想追问一句，为什么他们能做到“甘于奉献”呢？方志敏同志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一篇《可爱的中国》，我读完后似乎找到了答案。“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一九一八年爱国运动波及到我们高小时，我们学生也开起大会来了······”方先生回忆了一个青年学生抵制日货、立志要帅兵攻打日本的情形。这是一个青年学生朴素的爱国情怀。随后，方先生又讲了他作为一个穷学生的社会见闻，讲述了因无钱买船票而被殴打的兵士，刻画了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形象。“那名叫‘帝国主义’的恶魔的面貌是多么难看呀！在中国许多神怪小说上，也寻不出一个妖精鬼怪的面貌，会有这些恶魔那样的狞恶可怕！满脸满身都是毛，好像他们并不是人，而是人类中会吃人的猩猩！他们的血口，张开起来，好似无底的深洞，几千几万几千万的人类，都会被它吞下去！他们的牙齿，尤其是那伸出口外的獠牙，十分锐利，发出可怕的白光！他们的手，不，不是手呀，而是僵硬硬的铁爪！那么难看的恶魔，那么狰狞可怕的恶魔！一、二、三、四、五，朋友，五个可怕的恶魔，正在包围着我们的母亲呀！朋友，看呀，看到了没有？呸！那些恶魔将母亲搂住呢！用他们的血口，去亲她的嘴，她的脸，用他们的铁爪，去抓破她的乳头，她的可爱的肥肤！呀，看呀！那个戴着粉白的假面具的恶魔，在做什么？他弯身伏在母亲的胸前，用一支锐利的金管子，刺进，呀！刺进母亲的心口，他的血口，套到这金管子上，拼命的吸母亲的血液！母亲多么痛呵，痛得嘴唇都成白色了。噫，其他的恶魔也照样做吗？看！他们都拿出各种金的、铁的或橡皮的管子，套住在母亲身上被他们铁爪抓破流血的地方，都拼命吸起血液来了！母亲，你有多少血液，不要一下子就被他们吸干了吗？”方先生把祖国母亲所受的磨难，赤裸裸地展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无人不为之动容，无人不想奋起而斗争，哪还有时间去想个人荣辱与生命！“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虽然我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鼓励战士们前进啦！”当一个人对祖国饱含如此的热爱，我又怎么好意思再问“你为什么能甘于奉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从1840年到1949年，近一百年的时间，一位又一位革命先烈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从1949年至今，70多年的艰苦奋斗又凝结了多少人的无私奉献，才开启了新时代的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中华民族的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革命战争时期，谈“讲奉献”，更多的是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时期，谈“讲奉献”，更多的是不计得失；走进新时代，我们谈“讲奉献”，更多的则是要将个人努力奋斗融入时代、融入国家发展需要。
第十，为什么要保持斗争精神？
我们在平时教育时，一定对“打赢攻坚战”“挂图作战”“成立指挥部”“队伍建设”等字眼不陌生。有人问，为什么在和平时期，我们还要常提这些字眼呢？我以为，这是一种深入共产党人灵魂的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基本观点（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矛盾统一体而存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历史领域也不例外。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理论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革命的理论。卡尔·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要改变世界，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就势必遇到各种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保守势力的阻碍甚至疯狂反扑。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壮大的过程，都充满了斗争的艰辛。所以，《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就讲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来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原则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这就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到，矛盾普遍存在、斗争就在身边，要随时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其实，我们党在成长起来的过程中，又何尝没有深刻体会到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残酷与必要呢？但我们党并不与生俱来就认识到这一点。在党成立时，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已从辛亥革命以来几次革命失败中得到了教训，认识到在中国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于是有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中国大革命，进行北伐战争。我们党也在这一革命和战争中，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性。而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幼稚，毫无抵抗的准备和能力，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被杀达31万多人，党的队伍从约5.8万人锐减至万余人。中国共产党陷于严重挫折的痛苦考验之中。革命的严重失败，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党和人民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第一次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中取得的！”1927年8月1日，党领导了共产党人掌握的部分军队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因为奉行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道路，从南昌起义到翌年党的六大前，各地党组织或中国共产党人组织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在南昌起义的40天后，秋收起义军在向长沙前进途中遭受挫败，毛泽东当即意识到要从敌强我弱实际出发，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战略，率领起义保存队伍转战到井冈山地区，与当地的农民革命相结合，实行他称之为的工农武装割据。这种工农武装割据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形式，主要是把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结合起来，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不断发展，成为了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今年罗振宇“时间的朋友”第四场跨年演讲提到一个难忘的电影片段：电影《风声》的结局有一段画外音——“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是否真的要等到民族存亡之际，我们才应该记起来奋不顾身去斗争呢？如此则太悲壮，且当今形势也不允许。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复杂，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发艰巨繁重。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在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下，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大国经贸关系紧张不断。2021年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有诸多大事等着我们期待。记住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所以，拿出斗争精神和斗争意志来吧，为中国梦去斗争，为实现初心和使命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