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与社会公正(陈家刚)

  从发展史来看,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原始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环境的等等。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人类无法有效消除这些危机和困境。因此,人类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本文将在分析生态文明的内涵、目标和价值的基础上,初步勾勒出实现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即生态治理和协商民主政治。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目标与价值

1、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它具体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生关系的全部努力和成果,包括人类为实现这种和谐所创造和建构的技术、组织、法律、制度、意识,以及实际行动。生态文明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 根据这种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它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而从广义上来讲,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它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建设人类社会整体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它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而不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文明是历史的、具体的。首先,生态文明是文明形态发展的必然。根据广义的理解,生态文明是有人类以来,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态。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其次,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工业文明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巨大的贫富差距、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核战争的威胁、恐怖主义、人口膨胀、传统道德的失范及信念危机等;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物种灭绝、自然灾害、疾病和生态失衡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金融危机、泡沫经济、投机等;更为严峻的是,上述危机总是以“症候”的形式出现在人类面前。“今天,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也被进一步强化,不仅外部自然正以全球规模被破坏,而且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所谓社会性、共同性这种人性的最深层的内部自然也正被破坏。” 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危机,无法在自身框架内解决,人类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就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关系而言,也包括两个方面的理解。第一,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所创造的生态环境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态基础,而后者则是在生态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四种文明共同构成文明建设的体系。第二,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生态文明体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升华,是后者的落脚点。物质文明建设主要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政治文明主要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精神文明是指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提高人的自身素质。而生态文明不仅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消除社会不公,使人与人的关系协调发展,而且还把许多新观念、新内容引进精神领域,全面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2、生态文明的目标: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社会正义(公正)不单强调公平地分配物品,它也必然指平等地分享保健、教育、食物、住所、文化娱乐、个人和社群的自由表达,以及政治权力。” 生态的价值观尊重平等对待世界,包括自然界与人的世界。这也意味着奉行社会正义。生态社会将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不管人们住在哪里,这个社会都会赋予他们能力和手段,去追求一种健康的、愉快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对待自然界也是这样。从理想的状态来说,在实现了社会正义的社会里,没有人会损人利己地追求地位或聚敛财富,因为人们都充分认识到,全体的福祉会促进个人的福祉,而反之亦然。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

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坚持公正原则。首先,社会公正能够有效地凝聚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力量,推动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改革。而政府应该被赋予承担维持社会公正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中,推动各项政策的有效实施。第二,社会公正反映了社会多数群体的意愿,而维护这种意愿需要公正的制度安排、程序设计。唯有通过制度化建设,建立体现社会公正的法律和制度,才能确立消除社会不公的制度规范,有助于在既有体制和政治结构中推进改革。第三,实行体现社会公正的政策,弱化利益冲突和社会对立。社会公正既能推动社会进步,也能避免因为利益过度分化带来的激烈冲突。第四,形成社会公正意识,重建文化和道德秩序,从深层结构方面提高文明水平,维护社会公正。

生态文明所理解的公正,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公正、当代人之间的公正、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正等。具体而言,涉及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实行公正的政治,包括公正、公平、公开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决策;二是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抑制司法腐败;三是建立公正的经济运行机制,实施公平竞争原则;四是形成公正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体制外的监督力量。五是追求环境正义,尊重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重要因素的权利和地位,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当代与后代之间维持一种公正的代际关系。

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必须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正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比较平等地与自然相处、与他人相处、与社会相处,并努力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

3、生态文明的价值诉求

1)多样性。生态文明的价值观首先强调人、自然、社会的多样性存在。现代性要求规范、标准,倾向于整齐划一,试图让人们按照同样的方式生活,使用同样的资源和技术。但生态的价值观强调尊重多样性,“各不相同的地区千差万别的生活经历理应导致全球范围内多姿多彩的文化经历和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 尊重多样性将带来多样的社会形式。尊重多样性,还注意那些身受社会与环境问题之苦而又无能为力的社群所具有的多样性特点。

2)可持续性。可持续社会不是一意孤行地把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化为资本,而是把人从残酷竞争的异化中解放出来,让人有时间、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和从事探究活动,从而打开人类想象与创造的源泉。作为这一社会的基石,人们应理解到,可持续性不仅意味着尊重自然环境,而且意味着公平地分配经济的和社会的报酬和机会,这样,所有人都能休戚与共地奔向共同的未来。 社会的发展意味着既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和资源。可持续性强调代际平衡与协调。

对于寻求一个社会公正的人们来说,可持续性也是基层运动组织的重要准则。组织发动的方式必须能够促进大众参与,防止半途而废,同时自觉面对阻碍持续发展的种种困难。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型要求建立起可持续的组织,以此为建设可持续社会率先垂范。

3)整体性。科尔曼曾经指出,“没有胸怀全球的思考,便不能树立环保的严正性与完整性。全球责任并非限于考虑全球性的利弊得失,它也意指应用一种整体思维方式,改变公共政策和公民行为中屡见不鲜的支离破碎、见木不见林的思维方式。” 全球责任从根本上反对对任何地区的人民进行经济的或政治的剥削,它理解到这种情况不仅从人道主义角度而言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从务实的现实角度而言也将无法维系环保的严正性与完整性。生态问题不是局限于特定的区域、特定的国家之内,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也需要从整体上、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4)责任。生态社会强调个人责任,但是,这种责任还必须与社会责任相融合。生态价值观认为,“个人责任的行使必须纳入社会责任的框架,因为我们的行为只有在兼顾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才可取得最显著的效果。过度地关注个体的行为不仅不是解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疾患本身。归根结底,是社会、社会结构、社会决策酿成了地球的灾难。” 个人和社会责任宣扬普遍联系背景中的相互依存性,追求整个社会而不仅仅局限于个人,是生态运动的积极目标。生态社会应当放心地把自我治理的责任托付给了解情况的公民。

5)权力下放。生态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权力下放,这样才能保持对环境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的敏感度。权力下放,意味着最贴近环境而生活的人最了解环境,有关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应当掌握在他们手中。为行之有效,权力下放的原则必须应用于政治和经济的权力领域,以此作为加强基层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在一个对生态负责的世界秩序中,国家的和国际的组织必须重新定位,以扶持那些能使直接基层民主在地区层面乃至在全球层面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

二、生态治理: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健康的政治共同体中,政府、个人与社会中介组织,或者民间组织,将公共利益作为最高诉求,通过多元参与,在对话、沟通、交流中,形成关于公共利益的共识,做出符合对大多数人利益的合法的决策。这种多元参与、良性互动、诉诸公共利益的治理形式,就是生态治理。生态治理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1、生态治理是一种节约资源的治理。我国是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人均耕地不足1.5亩,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最近7年间,我国耕地总量已从19.5亿亩降至18.89亿亩。因此,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实现生态治理。生态治理要求必须重视节约资源、有效利用资源,使有限的资源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实现生态治理的重要举措。建设节约型社会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部门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和涵养、接续能力,在合理增加资源的有效供给的同时,努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缓解资源硬约束。每个公民都应当增强资源意识和节约意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节约一张纸、一度电、一滴水、一块煤。

2、生态治理是一种多元参与的治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体越来越多样化,利益格局也表现出多元性。因此,生态治理是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这些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政治、民间组织、公民个体,以及企业等。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治理的主要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国家只负责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不再是由国家‘指导’,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 在生态治理中,需要权威,但不存在固定的、统一的权威。政府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威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威中心。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体制将我们规范成个体而不是社群一员或社会政治团体一员来发挥作用和看待自己的。因此,我们需要创造出适合公民参与的制度。这种制度,既能让我们作为个体加以接受,又能让我们产生社群意识并重新体验民主。参与需要重新唤起公民意识,需要强调社群的共同利益,也需要遵循民主过程解决冲突。

3、生态治理是一种良性互动的治理。生态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元主体在追求公共利益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进一步说,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参与者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生态治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动态过程,它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维持在生态可承载的能力之内;生态治理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生态治理的良性互动机制,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的基础之上,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4、生态治理是一种建立在基层民主之上的治理。基层民主要把公共政策领域通常自上而下的方法反过来,让民众和社群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也让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生态社会立足的基础是,其公民有能力通过积极参与自治,创立一个有爱心、可持续的社群。公民参与自治的过程被成为直接或参与型民主。因这一过程让广大民众介入其日常生活,人们也称之为基层民主。” 基层政治的基础就是培养一种有关政治权力、个人价值和胜任能力的感觉,这种感觉将需在行使公民权的过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5、生态治理是一种通过善政走向善治的治理。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10个: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等。 尽管经济全球化确实已经对传统的政治模式和公共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人类政治发展的今天和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政府仍然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抽象地说,善政的内容,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只要政府存在一天,善政都将是公民对于政府的期望和理想。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应当具备以下8个要素: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

生态治理是全球化话语下善政与善治的新体现,是个体、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多向互动。它追求一种更高意义上、更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其前提和基础是作为社会资本的公民社会。参与公共事务是每个公民不可或缺的意识与责任。生态治理是一种多元治理,强调公民参与、对话、协商、共识与公共利益。生态治理是以民主为基础的,民主是生态治理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民主结合起来,生态文明呼唤一种新的知识语境与话语体系。它兼收并蓄了社会主义的公正与公平原则,在社会公正的基础寻求社会效率,使公正与效率达到一种动态的和谐。

三、协商民主:生态治理的路径选择

生态治理是一种鼓励参与和对话、尊重差异、增强能力,以及促进协调的治理,但是,现代工业社会兴起、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对私有产权、个人权利的追求与界定,并通过规范的形式将个人利益合法化,由此,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以解决利益冲突为目标的过程,其理想状态是实现权力的平等分配,进而在制度设计上,创造出“一人一票”的机制。但是,某些人实际上会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权力,并会以此进一步扩大彼此间的差距。既有的自由民主政治已经无法承担通过生态治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因此,“建立生态社会的战略必须依靠合作型生态地区的方式,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以一种重新唤起的与社群利益休戚相关的意识与替代对竞争优势的不懈追求。与此相关,也应调动参与型民主制的政治艺术,因为这种民主制既力求平均分割权力、化解彼此冲突,又努力维护公民社群内的多样性。” 生态文明预示着人类的政治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替代性选择,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与民主联系起来。这种治理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政治。

所谓协商民主,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治理形式,平等、自由的公民借助对话、讨论、审议和协商,提出各种相关理由,尊重并理解他人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所以,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协商民主有助于人类建设生态文明。

1、协商民主鼓励公民参与,在尊重不同利益和观点的基础上,遵循理性反思,从而促进合法决策。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寻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为此,就需要避免因为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的生态灾难、克服因为制度性障碍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非正义,以及消除因为利益、观点分歧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导致这些危机的政府政策必须转向建立在平等自由公民的广泛参与基础之上。“政府政策必须对那些受此政策制约的公民意愿负责,如果它们想成为合法的话。” 合法的政策才能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而“协商过程的政治合法性不仅仅出于多数的意愿,而且还基于集体的理性反思结果,这种反思是通过在政治上平等参与尊重所有公民道德和实践关怀的政策确定活动而完成的。” 首先,所有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决策过程,政治讨论包容所有的主体,没有人具有超越任何其他人的优先性。协商民主政治的程序自由和平等价值,意味着行为者不仅应该有平等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也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政治影响的权利。其次,决策是在公民及其代表的公共讨论和争论过程中形成的,理性具有超越个体自我利益与局限的优势。协商过程的实质性特征应该是以理性为基础。再则,形成决策的过程是将说服而非强制看作是政治的核心。参与者应该可以在获得最具说服力信息的基础上修改自己的建议,并接受对其建议的批判性审视。通过相互理解和妥协的过程达到一致,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2、协商民主尊重差异,并能够通过对话形成共识,从而化解冲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的事实,协商民主能够充分考虑少数族群和边缘群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具有文化独特性的少数民族和种族群体、不同的宗教信仰群体、原住民群体、弱势群体等等,因为差异而产生了普遍的冲突和分歧。这些冲突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利益,而且还涉及到道德、原则等方面。因此,传统的代议制或其他政治设计已经不再是充分的解决冲突的路径。如何处理普遍文化冲突造成的挑战变成了现代政治生活的关键问题。“在这些条件下,民主协商是合理的,如果其特征是民主公民理性指导下的动态应用多元公共理性。各种解决多元道德冲突的路径源自这种协商,包括合作、制度分化和道德妥协。” 生态社会需要一种既能包容冲突又能化解冲突的民主设计,协商民主就是这种的制度安排。在协商民主中,共识是协商的结果,是政治过程参与者在对话、沟通、交往基础上形成的,对所讨论问题表现出的一致性。共识是合法决策的基础,并能充分化解冲突。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存在分歧和差异是正常的,但无法形成共识,就无法避免冲突,因而也就无法促进生态文明的转型。

3、协商民主能够通过参与明确责任,并使行为者个体以及社会共同承担建设生态文明的责任。协商过程的参与,使行为主体能够在对话过程中,明确自身与他人的责任,明确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建议来自各方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公民有责任维护并促进公共利益,更好地确定支持特定政策的机构、政党和组织。参与协商过程的公民承担着一系列的特定责任。1)提供理由说服协商过程中所有其他参与者的责任;2)对其他作为理由和观点的理由与观点做出回应的责任;3)根据协商过程提出的观点和理由修正各种建议以实现共同接受的建议的责任。 因此,科技时代所引发的任何危机,都可以把责任归结给个人、团体、政府及其他的相关组织。他们都应该为其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后果。责任需要成为普遍性的伦理原则。在“责任原则”之下,没有人能够逃避彼此休戚相关的责任要求。

4、协商民主能够在交往与互动中培养公民精神。协商能够使公民看到个人行为与较大共同体利益之间的联系。作为协商民主的核心,协商过程是对当代自由民主中流行的个人主义和自利道德的矫正。通过公开审视个人决策的结果和假设,协商民主将使人们清楚的看到,政治共同体的每个人都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其福利有赖于其承担属于自身的那份集体责任的意愿。此外,协商民主能够培养出维护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美德,如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协商民主通过理解和尊重他人的需求和道德利益,不是强迫遵守那些无法了解的、与我们相疏离的道德要求,而使人们培养妥协和节制个人需要的意愿。“一般来说,交往在民主的发展中,需要有使个性与共性的完善发展的能力,即在主张自我的同时,也具有推测、了解、同情对方立场的能力。” 协商民主中的交往与互动强调倾听和表达的技巧,以及设身处地体谅他人的能力。这种交往本身就会创造一个熟练驾驭民主方式的公民群体。

协商民主过程的交往与互动诉诸公共利益,依赖于参与者对政治过程本身的共同理解。就像古代雅典民主那样,把推理、论辩、伦理、武术等诸方面的公民教育当作政治制度的核心,意在形成一个知识面宽、责任心强的公民群体。

价值观是有效行动的支柱,一种生态文明的价值观,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也有别于自然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单纯关注自然,而不是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把握,对于旨在建设一个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形态是无益的。因此,狭隘的价值观应该转向整体的视野,这样,才可以启发人们朝生态社会的目标迈开步伐。生态文明反映了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是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生态文明必将超越和替代工业文明。而只有经由广泛参与的协商政治之路,通过生态治理,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