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人们关注、评论的焦点。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倡在尊重中国具体国情的思想指导下和司法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下，采取先救治后废除分两步走的方式，在现阶段着力于改革审判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受案范围，建立类型化的分会，真正落实回避制度和建立旁听制度，同时健全于此相关的配套措施；而后在逐步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采用其他可行的替代制度。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改革指导思想；救治措施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缘由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曾对中国审判工作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法学界就已经开始认识到，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是导致中国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出现“判、审分离”，“先定后审”，直至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原因之一，然而，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并没有很多的学者直接正面提出废除这一制度，而是主张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加以限制，明确和扩大合议庭在审判中的权限。这一建议在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反映。此后的一段时间，至少在诉讼法学界，有关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讨论趋于平静。但是，随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呼声的渐趋高涨和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日益深入，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弊病不断被揭示，使其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评论的焦点。具体如下：
第一，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尽合理，其成员基本是院一级和庭一级司法行政负责人，这可能使得一些业务能力强但行政职务低的审判人员被拒之审判委员会的大门之外，形成行政色彩浓厚而专业色彩淡薄，与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疑难复杂案件的主要职责相违背，从而影响办案效率的提高和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二，当前对于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法律上只片面地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样的表述过于笼统和宽泛，再加上有关司法解释在这一问题的解释上留下了一个弹性十足的条款，以致于司法实践中真正由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不仅远超出该法律真正想划定的范围，而且其范围还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
第三，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直接接触诉讼参与人和亲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或辩护，感受证人语气的迟疑，表情片刻间的不自然等关乎案件审理的细节，而只能以合议庭提交的案卷书面材料作为定案依据，且有可能被承审法官汇报的主观性或个人错误所误导，从而影响了审判委员会成员依事实判案的公正性，不利于保证裁判的科学性，这堪称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天然”缺陷。这一硬伤亦与诉讼法的公开审判原则的要求相悖。
第四，由于法院根本不告知当事人是否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不告知当事人审判委员会委员名单，不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所以，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形同虚设。为此，一旦审判委员会成员与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就很难保证其审判的公正性，实践中也因此出现过一错案。
第五，由于多数案件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造成当庭宣判率极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多，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及时讨论决定每一个提交上来的案件，加之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必须达到法定人数，造成案件等待讨论的时间越来越长，案件运转节奏越来越慢，影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
第六，从表面上看，审判委员会人数较多，被“买通”的可能性较小，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审判方式的间接性决定了它对案件的讨论裁判是在不面见当事人甚至是检察官、不听取他们直接言词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幕后”式的审判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给当事人的“私下”活动提供了宽松的空间，为某些不良的干扰开了后门。然而独任庭或合议庭的决策主体受到当事人、代理人、旁听者以及公共媒体等公开地监督，后者能比较有效地对法官施加影响力，使之能更注意抵制腐败风气的侵袭、追求案件的公正审理。
然而，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都不会尽善尽美，利弊相较，择优取之直至今日，审判委员会在司法领域一直是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尽管现在它显得不那么与时俱进了，存在着许多缺陷，但是并非到了非弃之不可的地步，仍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完善和配套措施的健全来暂时补救，所以我们不应因该制度上的一些缺陷而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立刻全盘否定，而应根据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和制度改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做出合理的规划。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想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
1、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应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需要建立的，这使它既不同于英、美等国的“陪审团”，也不同于法、德、意等大陆法系国家的“陪审法庭”，而成为独一无二的审判组织。一方面，我们能简单地因为在西方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没有审判委员会制度这样一个通例的存在，就简单地否定该制度在中国现实中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固然有缺陷，“但仅因一个制度存有弊端，就要予以废除，恐怕世界上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可能建立的任何制度都是没有理由存在的”。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我们必须综合考察它及其所依存的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再全面、客观地对审判委员会的存续与否作出判断，若为肯定，则应针对现状的不足进一步地探求加以改革和完善的对策，若为否定，则应有充分的理由和更为合理的替代制度。
2、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废依赖司法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为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和完善自然离不开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孤立出来，而不作为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方面，那么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必然会与其他制度的改革不协调或不能得到其他制度的有力配合，在实际操作中就会遇到重重困难，难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况且，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属于各项政治体制改革中风险最小，但社会效益却较大的领域。如果忽视司法制度实际为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现实，以为只要建立了法官高薪制，实现了法官的专业化，克服了法院组织和审判活动中的行政化趋向，解决了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就可以完成或基本完成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那就真正地忽略了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还牵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由此可见，该制度的改废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我们要有平稳的心态，不能求之过急。
（二）改革的步骤及具体举措
从中国当前司法实践看，审判委员会不仅没有改善法官素质低下的状况，相反，它与现代法治原则的冲突日益加剧，成为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因而亟需加以修正改良。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会使法庭审判过程丧失自治性，损害了诉讼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不仅有碍诉讼程序的公正，也影响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因而修修补补的改良只能是暂时的，最终是要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但是，对审判委员会的改废只能循序渐进、稳步推进。为此，本文主张对审判委员会的改废可分两阶段进行：
1、第一阶段是针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种种缺陷和弊端尽量予以救治，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1）就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而言，它包括如下几点：一是采用严格公正的考试、考核等方式把那些业务精通、作风正派的法官吸纳到审判委员会；同时定期对审判委员会委员进行考核评定，实行竞争淘汰机制，从而健全审判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提高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树立其权威地位。二是最高院应明确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必须是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并尽可能做出详细的、类型化的限制性解释，同时应由合议庭掌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程序的启动权。三是要真正落实回避制度，应在开庭时明确告知当事人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申请回避的权利，审判委员会有法律规定应回避的情形，亦应自行回避，或由院长指令回避，以保证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公正性。四是建立审判委员会旁听制度。
（2）涉及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它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改革人事组织和财政制度，杜绝地方对当地法院的干预。二是提高法官素质，确保案件公正审理。除了进一步坚持司法统一考试制度，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外，还应增加法律职业经历的要求。同时要增强法官职业道德素质，对于未通过年度的考核或明显不能胜任审判工作的法官，应及时清出法院系统。三是通过终身制和高薪制，保障法官的职业永久性和较高生活水平，使法官在外来的金钱诱惑面前不为之所动，从而确保司法廉洁和审判独立。四是改革错案追究制，确保法官的能动性。
2、第二阶段则应逐步取消审判委员会。在取消审判委员会后，笔者尝试对中国的审判模式作一构想，即将重大或疑难案件的审判与一般案件的审判区别开来，并采用不同的审判方式。对此，已有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日本最高法院将15名大法官分为3个小法庭（5人一庭），全体大法官组成大法庭。一般案件由小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必须由大法庭审理。就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方式而言，德国的方式是值得一提的。德国的法院审理重大、疑难案件时采取两种审判组织形式：陪审大法庭和专业审判委员会（相当于中国法院中的专业法庭）。在地方法院，由1名职业法官和2名非职业法官组成的陪审法庭审理可能判决不超过4年监禁的刑事案件，复杂的案件，还需要1名职业法官的协助，即可建立扩大陪审法庭。地区法院刑事法庭分为小法庭和大法庭，大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和2名非职业法官组成，审理严重的一审刑事案件。州高等法院设有审判委员会（庭），由主席和2名法官组成，主要审理民事上诉和特别重大的一审刑事案件。联邦法院分设12个民事、5个刑事、7个专门的审判委员会，每个委负会包含有4位法官和1位主席。还设有特大的民事审判委员会和刑事审判委员会，各由9位联邦法官组成，专门审理涉及重要的法律变更和法律的一致性问题的案件。另外还有一个大联合审判委员会，专门负责就民事和刑事法院间的法律变更和法律的不统一性进行监督。联邦行政法院的审判委员会通常由5名职业法官，重大案件可由7名职业法官组成；劳动法院和社会法院基本同此。联邦宪法法院设2个审判委员会，各有8名联邦宪法法官组成。日本、德国与中国都属大陆法系国家，而且中国长期以来都受着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做法具有可借鉴性。
此外，可以考虑在法院设立专项审判的咨询委员会。法学家当然是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尤其是一些研究未成年问题、妇女问题的专家。该咨询委员会的功能是对案件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咨询意见或方案，供法官或合议庭参考、选择，其意见对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没有约束力，审判组织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该咨询委员会对审判结果也不负责任。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不纳入法院人事编制，不属于法院的审判组织，各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立，并非每一个法院都须设立，其设立的形式、成员的任免比较灵活，可以中级法院或高级法院为单位设立，其成员也可跨地区、跨行业聘任。
参考文献：
1、伍贤华.判委员会制度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4(9).
2、王春芳.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透析与远景思考[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
3、陈迎新.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反思[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3(3).
4、吴翔.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3(3).
5、李喜莲.论审判委员会审判职能的“回归”[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
（作者单位：福建江夏学院）
|
|